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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巴拉曼为筚篥的雏型，来自波斯。截芦苇，长约30厘米，头端约4厘米一段削薄压扁成簧哨，以一对竹片夹哨根。管身开八个指孔，音阶：c¹-d¹-e¹-f-g¹-a¹–^bb¹-c²-d²。竖吹，奏滑音。此器音色明亮、浑厚，适于奏抒情性、歌唱性的曲调。胜任独奏，合奏或伴奏。为传统套曲《十二木卡姆》重要乐器。今存原生态巴拉曼，管长约10厘米，仍盛行于南疆和田和东部鄯善等地。参见“改良巴拉曼”、“觱篥”。

一说，是多朗热瓦普的前身，从帕米尔地区流传到麦盖提一带。参见“热布普”。

②清末八根弦琵琶。在原四根弦基础上，添为同音双弦。《清朝续文献通考•乐七》：“八弦琵琶，自山口至尾长二尺七寸二分，弦长二尺三寸四分。腹阔一尺一寸九分，项阔一寸二分。品用十二律配音。”

②“竹唢呐”。海南黎族语“拜”，又称“利拉罗”、“达劳”。

一.与“螺”相关的名称有螺、海螺、大螺、大海螺、螺贝、角螺、玉螺、法螺、大法螺等。

二.与“贝”相关的名称有贝、螺贝、银贝等。

三.与“蠡”相关的名称有蠡、大蠡、蠡角、玉蠡等。

四.有拟声词形成的俗称，有“哱啰”、“海叵罗”等。

魏晋时期，贝已用于宫廷演奏。云岗石窟有吹贝乐伎的雕像。晋·法显《法显传》：“每日出后，精拾人则登高楼击大鼓，吹螺鼓铜鼓。”

隋唐时期，在宫廷音乐中贝用得较多。隋初的扶南伎，隋代九部伎和唐代十部伎中的西凉、天竺、龟兹等部伎中都用了贝。《隋书·音乐志下》：“龟兹国”，“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贝等十五。”

五代，贝仍用作宫廷礼仪乐器。在王建墓的乐舞浮雕中也可见到吹贝的形象。

唐宋时期的贝，也称“蠡”、“大蠡”、“蠡角”等。《旧唐书·音乐志二》：“贝，蠡也。容可数升，并吹之以节乐，亦出南蛮。”

常在吹口和出音口镶置牛角或金属，宫廷用贝在出音口边沿饰铜或银等材料，如“乾隆贝”。

贝的音高与螺壳内空气腔的固有频率有关，大者，音较低；小者，音较高。通常只发一个基音，也可用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一起插入螺口来改变音高，插入深则音低；浅则音高。

宋代，曾以长度来区分“角”与“贝”。宋·许洞《虎鈐经·蠡角》：“后以六尺曰角，五尺曰蠡。”有人把“蠡”与“角”比较，定出长度标准。宋·许洞《虎钤经·蠡角》：“后以六尺曰角，五尺曰蠡。”贝常用作法器。宋·陈旸《乐书·俗部·石之属》：“贝之为物，其大可容数升，蠡之大者也。南蛮之国取而吹之，所以节乐也。今之梵乐用之，以和铜钹，释氏所谓法螺，赤土国吹螺，以迎隋使也。梁武帝之乐，有童子伎倚歌梵呗。”“唐正元中”，“骠国王子献乐器，躬总乐工凡是十二曲，皆演释氏经，吹蠡击鼓，式歌且舞。”

贝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常用于诵经或为歌舞伴奏。《隋书·南蛮传》：“父母兄弟死”，“烧香建幡，吹蠡击鼓以送之，纵火焚薪，逐落于水。”民间也用于葬礼，巫师为病家祈祷时，常鸣贝敲锣。清·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湘俗，患病之家，延巫至家祈祷，吹螺鸣金，口中喃喃有辞。”

②单簧气鸣乐器。青竹管身，长约28厘米。头端管壁削薄，切出式簧舌。开二至四个指孔，多为四孔。亦有剡管底，或套一竹小共鸣筒。音域：e¹～^#c²。竖吹。流传于海南岛黎族东方县亻孝黎、美孚黎支系。多用于自娱。

隋唐时期，觱篥在宫廷用得十分广泛。唐代十部伎中，除了清乐伎、康国伎外都采用了觱篥。盛唐时期涌现了一批觱篥演奏家，如李龟年、王麻奴、尉迟青、安万善、薛阳陶等。觱篥在民间也十分流行。唐代岑参、元稹、白居易、张佑、郑谷、吴融、薛涛、李颀、杜甫、刘禹锡、李宣古、温庭筠、罗隐等诗人都以优美的诗篇，描绘了觱篥的艺术表现力。

唐宋时期，觱篥的形制繁多，有大觱篥、小觱篥、漆觱篥、桃皮觱篥（也称“桃皮管”）、双觱篥、银字觱篥（也称“银字管”）、玉觱篥等。常见形制以竹为管身，以芦苇为哨，哨子比唢呐要大，管侧开有九个按音孔。宋·陈旸《乐书·胡部·竹之属》：觱篥“羌、胡、龟兹之乐也。以竹为管，以芦为首，状类胡笳而九窍。”

觱篥发音原理与笳相似，觱篥有九个侧孔；笳无侧孔或有三个侧孔。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觱篥》：“觱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曰悲栗，有类于笳。”

宋代教坊所用觱篥设九个按音孔，前七背二，加上筒音，共用十个谱字表示其音高。宋·陈旸《乐书·胡部·竹之属》：“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后二孔，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字谱其声。”宋代教坊十三部乐中特设觱篥部。

约从元代起，觱篥改用木制，多为红木、紫檀木，甚至乌木等材料。元·张翥诗《紫檀筚篥曲赠善吹者任子中》：“君不见龟兹乐工能新声？截竹插芸吹月明。……贾胡惊起忽思长，都护罢饮精魂动。传之中国久更新，任郎妙解尤绝伦。镂檀作管如紫玉，连蝉锦囊金作束。等闲未肯出向人，为我酒边吹一曲。”

明代起，觱篥在宫廷中常处于领奏地位，主要称“头管”。保持九孔制。流传在民间的觱篥沿为八孔制，省去“勾”字孔，始称“管子”，是现代“管子”的雏形，并用于寺庙音乐。也用竹制。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录·榜葛剌国》：“筚篥，又称管子，乐器名，以竹为管，上开八孔，原流传于新疆龟兹一带，今民间流行者称管子。”广东地区觱篥演化为喉管，也称竹管。

②拨奏弦鸣乐器。依弦数不同，有三种形制，单弦的称“毕旺居吉巴”、三根弦的称“毕旺居松”、多根弦的称“毕旺居芒”。用于藏传佛教的“佛殿乐”中。

封镶一枚锐三角形铜制簧片。管身正面开有五个圆形按音孔，。出自盈江县盏西乡而得名。管身竹制。因流行地区的不同、民族支系和各地方言的差别他找来了两根竹管和一个葫芦，

沧源县文工团的三音编铓音位：c、e、g。孟连县文工团的五音编铓音位：G、c、d、f、g。十四音编铓音位排列：

云南省歌舞团最早使用的十七音编铓音位排列：

1984年，上海音乐学院、上海电影乐团、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合作研制的三十二音编铓，半音齐备，音域：G～c²。

先秦时期，王拥有的编钟分四面钟架悬挂资格，诸侯则许三面，卿大夫许两面，士仅一面。《周礼·春官·小胥》记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

西周早期，编钟多为三件制。如陕西宝鸡竹园沟、陕西长安普渡村出土的长囟编钟。正鼓音与侧鼓音成三度关系。如弓鱼伯钟、弓鱼伯格钟、长ノ山钟。西周中后期，多为八件制，如，扶风柞钟。共8件，每钟双音。

春秋时期，如淅川东下寺“王孙诰钟”，共26件，上层18件，下层8件。每钟双音。

战国时期，长关台一号楚墓出土的信阳编钟为13件一套。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的数量达64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编钟。每钟双音。音域宽达五个八度，半音齐全。

西汉时期，济南洛庄出土的编钟为19件，上层14件悬挂钮钟，下层悬5件甬钟，每钟双音。

隋唐时期以后，双音钟消失，编钟大多用16件为一套。《周礼·春官·小胥》：“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汉·郑玄注：“钟、磬者编悬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钟一堵，谓之肆。”《隋书·音乐志下》：“编钟，小钟也。各以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上下皆合十六鐘，悬于一簨簴。”在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悬数。宋·陈旸《乐书·俗部·金之属》：“古者大小异制，有倍十二律而二十四者，大架所用也。有合十二律四清而为十六者，中架所用也。”《乐书·雅部·金之属》：“钟磬编悬各不过十二，古之制也。汉之服虔以十二钟当十二辰，更加七律，一悬为十九钟。隋之牛弘论后周钟磬之县，长孙绍援《国语》、《书》、《传》”

宋代宣和元年宋徽宗改编钟为太、正、少三架，每架依十二律设十二件钟，总音域三个八度。《宋史·乐志四》：“宣和元年四月，悠上书：奉诏制造太、少二音登歌宫架，用于明堂。渐见就绪，乞报大晟府者凡八条：其一，太、正、少钟三等。旧制编钟、编磬各一十六枚。应鐘之外，增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清声。今既分大、少，则四清声不当兼用，止以十二律正声各为一架。”

明代，编钟恢复十六件，按十二律四清声定律制。《明会典·营造·中和韶乐制度》：“编鐘二架，以铜为之，十六枚，应十二律四清声，设于硃漆筍簴。”

清代编钟沿用十六件制，为圆口凸腹形，依十二律四清声排列。《清朝礼器图式·乐一》：“本朝定制有朝会中和韶乐编钟，范金为之，十六枚同簴，应十二律四倍律，阴阳各八。以厚薄为次，薄者声浊，厚者声清。钮为双龙，中为云龙纹，近纯如满月者六，以受击。形制皆同高七寸四分四厘九毫，中径七寸一分四厘六毫，上下皆径五寸三厘九毫。前镌康熙五十年制，后各镌律名，簨簴皆涂金。”

一说，用豳地（今陕西栒邑西）之竹所制的籥。《周礼·春官·籥师》：“籥章，掌土鼓、豳籥。”汉·郑玄注：“郑司农云：‘豳籥，豳国之地竹籥。’”

二说，豳人吹籥的声音。《周礼·春官·籥师》：“籥章，掌土鼓、豳籥。“汉·郑玄注：“豳籥，豳人吹籥之声。”

三说，为“双筚篥”。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律吕精义》：“豳籥，以苇为哨，并两管而吹之，今世俗亦有焉。”

钹的起源有二说。

一说，出自西域或南方少数民族。《旧唐书·音乐志》：“铜钹，亦谓之铜盘，出自西戎及南蛮。”《通典·乐四》：铜钹“出西戎及南蛮。”

二说，穆士素所造。宋·陈旸《乐书·胡部·金之属》：“铜钹，本南齐穆士素所造。”

钹曾广泛用于宫廷雅乐和礼仪等场合。《隋书·音乐志下》：天竺乐“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隋书·礼仪志三》：“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呜、中呜等各十八具，扛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节鼓一面，吴吹、箪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

宋·周密《武林旧事·浴佛》：“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盒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以迎。”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十六日》：“而又命僧道打花钹，弄椎鼓，游人无不驻足。”

《元史·舆服志一》：“盖四周垂流苏八，饰以五色茸线结网五重。金涂铜钹五，金涂木珠二十有五。”

明·戚继光《练兵实纪·练耳目》：“明摔钹，凡摔钹鸣，是要各兵收队，再鸣成大旗，旗帜通回中军。”

约清代起，钹分为大、中、小三类。清·徐珂《清稗类钞·音乐类》：“钹三种，曰大钹，曰中钹，曰小钹。”大钹，直径在八寸至二尺以上。如广钹、大铙等。壮族称“大斜埃”，直径约一尺五寸；藏族“布哉”，直径在一尺以上，碗低矮。土家族“二钹”，直径约九寸，碗径约三寸；僮族的“乳钹”，直径约一尺，碗径达八寸。中钹，径在四至八寸。如“京钹”，“水钹”，“普钹”等。小钹，径四寸以下。如“京小钹”。钹的碗呈平顶，则称“铙钹”。清·徐珂《清稗类钞·音乐类》：“叶尔羌、和田乐器，有筝、三弦、琵琶、胡琴、管、喇叭、唢呐、鼓、铰、钹。日入时，亦作乐送日。《皇朝礼器图式·乐二》：“钦定凯旋铙歌乐铙，范铜为之，左右合击。面径俱一尺二寸，中隆起一寸三分，径二寸四分五厘，各穿圆孔，以黄绒紃贯之，声扬而大与钹异。”

一说，镈形态象钟，而比钟大。《周礼·春官·宗伯》：“镈师，中士二人，胥一人，徒二十人。”汉·郑玄注：“镈如钟而大。史臣案，前代有大钟，若周之无射。非一，皆谓之钟。镈之言，近代无闻焉。”

另一说，镈为小钟。《国语·晋语七·悼公》：“郑伯嘉来纳女士，妾三十人，女乐二八，歌钟二肆，及宝镈。”三国·韦昭注：“镈，小钟也。宝，郑所宝。”

镈体丰满，多设钮，底平，铣部作脊饰。唐兰《古乐器小记》：“据实物验之，异制于钟者，钟上为甬，故侧悬，镈上为钮，故直悬；锺口如盂，镈口则似囊。”

多件编悬的镈，称“编镈”。

汉代以后，镈多单件悬挂，如隋代镈十二枚一套，定为十二律，但分别挂在十二个架上，每架一镈。《隋书·音乐志上》：“设十二镈，各依辰位而应其律。”

宋代，称镈为小钟。《宋史·乐志四》：“乞宫架乐去十二镈种，止设一大钟为钟，一小钟为镈钟，一大磬为特磬，以为众声所依，诏可。”

清代镈钟设十二个，各自特悬。清·徐珂《清稗类钞·音乐类·镈钟》：“乾隆已卯冬，于西江得镈钟十一。高宗命遵圣祖所定七寸二分九厘为黄钟之数，参考本律倍半之法，补铸其一，足成十二，又另铸镈钟十二，以备特悬。”

一说，即“筚篥”，相传忽必烈征战大理时用于传信。构造如管子，取材当地青竹制，长约23厘米。管身开六个或七个指孔，无背孔。用芦苇为哨。竖吹。音阶：g¹-a¹-b¹-c²-d¹-e¹-f²。音色粗犷，用于《白沙细乐》。流传于云南丽江纳西族。参见“改良波伯”。

一说，“鍫”与“杴”属同类工具。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二：“锹，亦作鍫。”《玉篇•木部》：“杴，耕工具，锹属。”锹形方有柄，似三弦形，故称。明•蒋克谦《琴书大全•历代琴式》：“兴元吴帅家乐有杴琴者。状如杴蒲。正方，铁为腔。两面用皮，三弦。十妓抱琴如抱阮，列座毯上，善渤海之乐。”

一说，“簸逻逥”出自西域，为较大的“中鸣”角。于唐宋时期传入中原，称“大角”，由宫廷改制，编入鼓吹中。宋·陈旸《乐书·胡部·金之属》：“中鸣”，“大者谓之簸逻逥，胡人用之，本所以惊中国马，非中华宜用也。圣朝审定音乐，更制鼓吹，吴角之尺度均一，声比钟律，内之乘舆，行幸处之。郡邑警备，莫不奏之，以为警严。是用羌胡之音，以和军旅，以节声乐。”

流行于云南西双版纳勐海、景洪、临沧的双江、永德等地的布朗族。流行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县、双江县和镇康县等布朗族人聚居地区。用于自娱独奏或歌舞伴奏。青年男女对歌时，男可自弹自唱，也常为伴侣伴奏。独奏曲有《克里克罗》。弹唱曲有《说色卡》、《情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