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痴迷是辽国音乐繁荣的主因-環球樂器博览网

2016-08-31 由辽宁日报发表于歷史

「辽」是我国歷史上十分崇尚音乐的一个时代，在多次的辽代考古发掘中，都有关于音乐的文物被发现。为此，一场关于辽代音乐文化的研讨会近日在渖阳市法库县召开。法库辽代歷史遗蹟众多，很大一部分都能反映出辽代音乐文化的发达，在叶茂台的辽墓中就曾出土过辽代手鼓并发现过乐舞表演的壁画。那么，辽代人为何如此喜欢音乐，辽代音乐有何特点，通过考古发现的辽代乐器能否復原出千年前的古乐？在研讨会上，辽文化专家给出了答案。

辽墓壁画所绘的八人组成的乐队。辽宁日报/郑磊摄影

復原「大辽古乐」让契丹人不再神秘

辽文化的研究方向众多，但记者发现研讨会上与会者最为关注的却是辽代古乐復原的话题。

对此，渖阳市辽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段秀华告诉记者，现在辽文化研究会希望结合法库辽代遗蹟众多，辽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復原出一部辽代音乐大剧。

那么，怎样去復原辽代音乐呢？

「辽国是我国歷史上的契丹族建立的，復原辽代音乐就要了解契丹这个已经消失的民族。」考古专家冯永谦说，「契丹族是游牧民族，特别是在辽墓壁画里鼓的形象特别多，在叶茂台辽墓我们就发现过相关壁画和一个小手鼓，所以它的音乐一定是豪壮、气势磅礴的，类似于古代的军乐，我们復原辽代古乐，可以从这个方面着手。」

而復原这样的一部音乐，仅有歷史专家是不够的，还要有音乐专家。

段秀华说：「为此，我们请来了渖阳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陶承志，请他帮助我们復原辽代音乐。」

为了做好復原辽代音乐的工作，陶承志特别对辽代歷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陶承志说：「辽代契丹人的文化丰富多彩，内容众多，就像白马与青牛的美丽传说、白鹤救主的神奇故事、千年辽酒醉人飘香故事等，还有契丹的民俗冬捕、狩猎、四季捺钵等风俗民情，都将纳入我们的復原辽代音乐的创作视野。」

据介绍，未来復原出的辽代音乐剧初步被命名为《大辽古乐》，并以情景乐舞的样式上演。段秀华说：「在演出设计上，我们可能会採用两种形式，一种是走进大剧场，走向全国的版本；一种是作为常态演出的版本，做到雅俗共赏。」

陶承志表示《大辽古乐》的復原创作十分困难，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契丹民族，我们需要施展聪明的才智和丰富的想像力，以艺术语言去诠释千年的辽风神韵。復原辽代音乐可以拉近当代人与已离我们远去的契丹民族的距离，让这个消失的民族不再显得那么神秘。

汉族音乐曾主导辽代音乐发展

随着復原辽代音乐一事的展开，对辽代音乐的研究不断深入，许多埋藏在歷史深处的精彩故事也相继被人们挖出。

段秀华表示，1974年，从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发现契丹手鼓和乐舞壁画开始，辽代音乐的雏形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段秀华说：「根据辽代壁画和史料的记载，这个手鼓被復原后是圆形的，直径有40厘米，四周是木框，木框上雕着图案，两面有蒙皮，下面还有一个小把。」

那么手鼓是怎么使用的呢？据介绍，在契丹音乐中，这种乐曲名叫「臻蓬蓬」。关于「臻蓬蓬」歌舞的曲谱和鼓点，宋代的《宣和遗事》一书曾有一段记载如下：「蓬蓬蓬（敲击鼓心的声音），乍乍乍（敲击鼓边的声音），蓬，是这蓬，乍。」这段文字告诉了人们辽代的手鼓是怎么敲的。

这个手鼓反映的只是辽代音乐的一个侧面，段秀华表示，辽代音乐包罗万象，不仅有契丹本民族的音乐，还有很多中原汉族音乐文化因素。为何辽代音乐中会有如此多的汉族音乐呢？

原来，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大量中原地区的文人、士子、乐师、工匠都流落到北方的辽国，他们带去了先进的汉文化，给辽国文化注入了生机活力。自然而然地，中原汉族音乐也都一同传到了辽国，并在辽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据《辽史》记载，在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辽军攻破后晋都城后，耶律德光把后晋所有的乐谱、乐架，以及所有与艺术有关的书籍、艺人、器物统统转移到辽国，这次对后晋的掠夺，极大丰富了辽国的文化艺术，辽代的许多音乐形式也由此建立。

如辽代的宫廷音乐，就继承了中原汉族音乐的特点。

据《辽史》记载，大乐的音调，唐代有七宫、七商、七角、七羽和二十八调。到了辽代仍然沿用，只是名称不同，「七宫」被称为「娑陁力旦」；「七商」被称为「鸡识旦」；「七羽」被称为「般涉旦」，这都是契丹语的音译。而二十八调的具体名称则完全与唐代的名称相同，沿用了汉音。

辽代大乐所使用的乐器，在《唐书》中均可以寻得。只有很少的不同：《辽史》较《唐书》所记载的乐器，增加了筑、大箜篌、小琵琶、吹叶、尺八笛、毛员鼓、贝，减少了楷鼓、桴鼓，并且《唐书》中的乐器都是一人演奏，《辽史》中毛员鼓、贝的演奏者都是两人。

关于雅乐，唐代有「熊罴部」，表演时要搭一丈多高的台子，在上面演奏雅乐，也被称作「十二案」。《辽史》也有相关记载：「辽杂礼，朝会设熊罴十二案，法驾有前后部鼓吹，百官卤薄皆有鼓吹乐。」从《辽史》里，我们可以比《唐书》更详细地看出「熊罴部」演奏的具体情况。

段秀华表示，从中可以看出，辽代音乐中充满了大量中原音乐因素，这充分说明了汉文化在辽代音乐的发展中佔据了主导地位。同时辽代音乐在继承了中原音乐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音乐体系，使得辽代音乐更加完善。

契丹音乐被尊为辽国国乐

辽代音乐除了中原音乐的内容，也有丰富的本民族风格，在辽国建立之初，辽国统治者积极建立各种制度，音乐也是其中之一。其中传统的契丹音乐在辽建国后被尊为国乐。

契丹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上至帝王后妃，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音乐歌舞，契丹人在长期的牧猎生产劳动中创造了本族的语言和歌舞音乐，契丹人早期音乐简单而质朴，具有原始狩猎和原始宗教色彩的文化特色。

段秀华表示，辽代的国乐是契丹祖先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音乐，据《辽史》记载：「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这里的国乐，就是契丹民族歷史上传承下来的音乐，辽国建立后，辽国皇帝为了保留本民族传统，便确定其为国乐，也就是辽国在大型聚会、祭祀、宫廷礼仪等场合演奏的音乐，经常都要有皇帝的参与。

在中原音乐佔据主导的情况下，辽国皇帝并没有忘记对传统国乐的扶植。《辽史》记载，辽太宗精通音律，曾派宫廷乐官到民间进行传统曲调的採集，并将中原地区传来的音乐和传统音乐进行交合，使得辽国国乐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同时和中原音乐进行了曲调、演奏、演唱的搭配。为显现国乐的重要，辽国皇帝将国乐尊为上乐，其地位在其他音乐曲种之上。

除了传统的国乐，辽代音乐中还出现了雅乐、大乐和散乐等艺术形式，这些音乐既保持了北方草原的文化特色，又学习和借鑑了中原音乐的多种表现形式，极具艺术魅力。

据介绍，辽代大乐完全继承唐代大乐的音乐特点，且雅俗共赏，能够调节现场气氛。在辽国宫廷中，设有独立的大乐机构，排练和演奏规模都很大，经常演奏唐代闻名的乐曲。《辽史》记载，在辽圣宗统和元年册封太后和天庆元年为太上皇祝寿等场合都曾演奏过大乐。

在民间，散乐则十分流行。段秀华说：「散乐内容广泛，无论是杂耍还是体育活动，只要融合音乐的存在，都是散乐。像角牴、百戏、骑射等娱乐表演都属于散乐，在民间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契丹人善歌舞，一般是先作歌词，然后用乐器谱调成曲。曲成后，再用乐器伴奏演唱。有的是自己伴奏自己唱，即自弹自唱，有的是由别人伴奏自己演唱。」

《辽史》记载，公元914年正月，初春，辽国刑部羁押了数百名乱党，这些人将被处死，在行刑前，刑部竟然准许这些人欢宴一日。酒宴时，还准许将他们刑具取下来，这些乱党在酒宴中，或歌或舞，或饮酒作乐，或角牴，或射戏。由此可以看出，散乐这种形式早己出现在契丹人的生活之中，并深入人心。

所有辽国皇帝都是音乐迷

辽代音乐发达的原因是和辽国皇帝的重视分不开的。段秀华说：「辽国的许多皇帝、亲王和后妃们，都喜好或擅长音乐。在我国其他封建王朝中，这是十分罕见的。首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就擅长音乐。《辽史》记载，当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之后，『驾将还，倍作歌以献』。可见耶律倍能歌善舞，还可自创歌曲。」

辽太宗耶律德光也喜好音乐，当他灭后晋之后，也曾将后晋宫中的乐谱、乐器等物掠走。在《辽史》中，还有其他的一些记载，如辽世宗耶律阮「善丹青，尤精音乐」；辽兴宗耶律宗真「自鼓琵琶」。

据介绍，在观看音乐歌舞时，不但有伶人扮演角色出演，有时候辽国皇帝还会亲自演戏，或者命令皇后、妃子入戏扮演角色。

《辽史》记载：「（辽兴宗）皇帝常夜宴，与刘四瑞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命令后妃们易衣为女道士。后父肖磨只曰『番汉百官皆在，后妃入戏，恐非所宜』。帝击磨只，败面，曰：『我尚为之，若女何人耶？』」为了歌舞尽兴，辽兴宗只因一句牢骚竟然亲手打了自己的岳父，可见辽国皇帝对于音乐是多么的痴迷。

段秀华介绍，辽国皇帝在宴请外使时用歌舞节目助兴，为的是使场面活泼、热烈，充满欢乐和喜庆的气氛。不过因为音乐歌舞，也会在一些场合引起别国使臣的不快，为此辽国在和其他国家的往来上也曾闹过不少的误会，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外交纠纷」。

辽圣宗太平六年（1026年），十二月，北宋派龙图待制孔道辅出使辽国，在招待宴会上，为了使酒宴气氛热烈，辽国圣宗让伶官演了一场关于孔子的戏。

孔道辅是孔子的后人，一看演的是自己的先祖，十分生气，立刻拂袖而去，辽国的接待官员连忙追上去，请孔道辅回去。孔道辅说：「我们和辽国交好，都是以礼相待，今天你们竟然让伶官演先圣孔子且不禁止，这是对我和大宋的极大侮辱，是你们辽国的过错。」孔道辅扭头就离开了。

清代编写的《辽史拾遗》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辽天祚帝时，高丽王去世，太子即位，便派使臣金缘如到辽国。天祚帝赐宴，当乐队都准备好，马上要演奏时，金缘如连忙说：「臣来时，本国群臣皆服衰绖，今至上国，获蒙赐宴，虽感恩荣，然臣子之情，不忍闻乐。」天祚帝听后，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演奏音乐确实有些不妥，便让乐队撤了下去。

这些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音乐当时已成辽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段秀华表示，这其实就是辽代音乐文化「宴乐一体」的特点。即「音乐」和「酒宴」联繫在一起，在一些节日的酒宴上，辽国皇帝和大臣们，都要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节目，由此形成了音乐文化与酒文化的交叉重合。

对此，据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也有记载：「辽曲宴宋使，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茶饼致语；食入，吹笙、弹筝、歌击架、角觝。」

北宋王安石也有一首《出塞诗》，描绘了辽国地方官员招待过境宋使时酒宴歌舞的场面：「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湿汉衣冠。」

同时，因痴迷音乐，辽国皇帝招待外使，经常不按「礼制」由宫廷教坊的伶人们演奏歌舞，而是皇帝自己会即兴弹奏乐器歌舞一番。如辽兴宗耶律宗真就在行宫欢送北宋使臣归国的酒宴上弹奏琵琶。

对此，沉括的《梦溪笔谈》这样写道：「庆历中，王君贶使辽，宴于混融江，观钓鱼。临归，戎主（辽兴宗）置酒，谓之曰：『南北修好岁久，恨不得见南朝皇帝兄，托卿为使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自鼓琵琶，上南朝寿。」由此可见，在歌舞的助兴下，辽国皇帝常常情难自禁，真情流露，说一些平时不能说的话。

辽代乐器